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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大廈

前言:英國西敏寺的國會大廈我去參觀過,以下這篇文章是摘錄自美國學者Deyaa Sudjic與Helen Jones所合著的一部巨著”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文中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建築,其思考至今尤值得後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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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李白雲 任永傑

 威斯敏斯特宮是英國最有名的建築。它被特意設計成為一個國家民族特徵的象徵。1834年大火之後,議會大厦被重建。它或許是英國通過建築和特定樣式來代表它自身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兩排綠皮椅,坐席間距為兩個半劍身,這不論是從建築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比其他的事物更能說明議會。當議會下院討論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重建在二戰中被毀的議院的時候,溫斯頓‧邱吉爾說道:"英國議會機構的全部特質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議會下院是長方形而不是半圓形的結構。"這種對抗式的布局是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結果。

英國議會的發展源於由貴族和僧侶組成的顧問團,他們為英國的國王獻計獻策。議會追隨王室宮廷頻頻在遍及全國的王室行宮的大廳舉行集會,而其中大多都是在威斯敏斯特宮。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這個非正式的顧問團就變成了正式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大參議會(Great Council)。它成了君主、大臣、大貴族之間長期衝突的焦點,甚至多次出現訴諸武力的危機。1265年,大貴族在萊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爾的領導下,強制推行在國王和議會之間分權的憲政體系;議會中,除大貴族、主教和僧侶出席外,還邀請每郡選出四位騎士、每個巿鎮選出兩位巿民代表參加。三名有選舉權的人任命九名議員,由這九名議員來推薦國務大臣。這是在英國召開的完全由代表參加的集會,可以看作是現行議會制度的起源。

1547年,議會最終找到的常駐地,即倫敦的威斯敏斯特皇家宮殿。這座宮殿最初是作為王室的宅邸建造的,而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召開會議的地方。1017-1035年之間,丹麥的克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在征服英格蘭後留居倫敦,他是第一位把家安在威斯敏特的君主。克努特宮殿被燒毀之後,重建工作最初從薩克遜國王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開始,最終由他的繼任者、1066年贏得了王位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完成。其他君主也對這個宮殿的建築有著不同的增补及修飾,但它卻又一次毀於1512年的一場大火。1529年,亨利八世放棄了威斯敏斯特宮而選擇了約克大廳(York Hall),並把它更名為白廳(Whitehall),但之後的君主沒有一個把白廳作為住所。

古代英國王宮的修建通常很雜亂,甚至兼備多種功能-典禮儀式、法庭審判、財政管理以及居住。最古老併佔支配地位的建築構造是威廉二世於11世紀90年代建造的中世紀式的威斯敏斯特大廳。14世紀90年代,理查二世組織完成了威斯敏斯特大廳的大部分重建,主要建築師是亨利‧耶維爾(Henry Yevele)和現存的宏偉的托臂梁屋頂的設計者休‧赫蘭德(Hugh Herland),位於中央入口處的方塔也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建成的。18世紀中期,威斯敏斯特大廳正面的部分地方建起了一些搖搖欲墜的咖啡屋和酒吧(取名"地獄"、"伊甸園"和"天堂"),為政治家、律師和觀光的游客提供了休閒的去處。威斯敏斯特大廳不僅是法院所在地,而且是國王舉行加冕禮的地方。

早期上議院和下議院在威斯敏斯特舉行會議的地方都非常擁擠,通常只能適應當時的建築而將就使用。16世紀中期,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准予使用聖‧史蒂芬禮拜堂之前,下議院一直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牧師會禮堂(the Chapter House of Westminster Abbey)舉行會議。這座哥特式的皇家教堂建於14世紀,是愛德華三世在原有的聖‧史蒂芬禮拜堂的廢墟上建成的。聖‧史蒂芬禮拜堂的座位安排決定了與會者需要面對面坐著,而這種相對座位的議事廳佈局也由此建立起來。為了防止下議院議員在爭論過程中提著劍互相攻擊,執政黨和反對黨的前排坐席間保持兩個半劍長。由於上議院的成員和君主屬於皇室成員,它通常比下議院裝飾得精緻和華麗,懸掛著著名的"無敵艦隊掛毯"(Armada tapestries,為紀念英國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而制作)。君主坐在會議廳中央的寶座上。

威斯敏斯特建築群不斷地被修復,並且進行了多次重塑。18世紀,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 - 1723年,英國建築師)描述了"下議院的軟弱和狂熱",警告暴風雨天氣會使屋頂坍塌。14世紀時的天窗和屋頂被移走,一個低於原有高度的新屋頂被建了起來。19世紀初,詹姆士‧懷亞特(James Wyatt)對兩院會議廳進行了改進。更多雄心勃勃的改建計劃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最重大的改建由工程部建築師約翰‧索恩爵士設計,他設計的法庭毗連威斯敏斯特大廳,於1826年對外開放,但沒過60年還是被毀壞了。

1831年,一個專責研究"使下議院更寬敞和更利於健康的可能性"的特別委員會成立了。這個委員會從許多建築師那裡收集資料,包括本杰明‧懷亞特(Benjamin Wyatt)、杰弗里‧亞特維爾(Sir Jeffry Wyatville)、羅伯特‧史邊克爵士(Sir Robert Smirke)。委員會接受了亞特維爾建一座新議院的建議。兩年後,約翰‧索恩爵士、德西穆‧伯頓(Decimus Burton)、弗朗西斯‧古德溫(Francis Goodwin)等人提出了如何把可能性變成現實的建議。其中佔主導地位的建議是建造哥特式建築或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詹姆士‧薩維奇(James Savage)提議建一個圓形議會廳,理格比‧沃森(Rigby Watson)提出建八角形議會廳,威廉‧肯特早在約一百年前就提出的方案也被重新納入考慮之中。最後,按照索恩的提議以上議院為藍本對下議院進行小規模改建。然而,1834年的一場大火為完全重建議會大厦創造了機會。

威斯敏斯特宮遭遇了無數次火災,但沒有一次像1834年10月16日晚上的大火那樣嚴重,議會大厦被彻底摧毀。(大火是施工人員在上議院的火爐裡添加了過多的符木造成的。)當這座古老的中世紀建築被大火燒毀的時候,所有努力都用來挽救那座宏偉的(威斯敏斯特)大廳。又高又厚的石牆為阻擋大火的蔓延提供了很好的屏障,這座建築幸存下來。在數千旁觀者當中,查爾斯‧巴里爵士和奧古斯塔‧普金都看到了這戲劇性的一幕。普金評論道,"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我們應該為之感到驚喜。索恩的混合建築和懷亞特的非正統建築很大程度上都被有效地遺忘了。噢,看見他自己的復合豎框、水泥尖頂和城垛飛散開、爆裂開,是多麼壯觀的景象。

大火是在議會大厦要重建的消息傳開後發生的,於是出現蓄意縱火的說法。舊議院很狹窄,通風差,又不便利,毫無疑問,自倫敦大火以來,舊威斯敏斯特宮的損毀為英國的建築師們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新威斯敏斯特宮不是大火之後的必然結果。舊宮殿被毀之後,國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立即就把即將完工的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作為議會的永久所在地,但議會則國為它所處的位置而拒絕此提議,認為那裡還不如威斯敏斯特受歡迎。他們被一件事情困擾著,那就是威斯敏斯特宮必需重大修整才能為立法機構利用。墨爾本勛爵在(Lord Melbourne,曾於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任英國首相)任職期間和輝格黨第一任工程委員邀請負責建造大英博物館、同時也是工程委員會附屬建築師的羅伯特‧史邁克負責王宮的修建工程。史邁克為兩院建了一個臨時的處所(主要工程都承包給了他的妹夫),草擬的方案得到了國王和首相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1788-1850年,曾雇用史邁克為他的私人建築工程服務)的認可。

史邊克涉足議會建造的消息以及近來對官方建築的猛烈批評激怒了新聞媒體,《觀察家》(Spectator)為此撰文,要求對議會的設計應進行"一場對所有人-既對本國的也對國外的藝術家-開放的競標"。人們認為,只要進行公開的競爭就能確定最有能力的建築師,從而能表達競爭社會中的共同信仰。

1836年2月9日,下院同意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探討此事,並"就如何建造一個最便利、最適宜的議會大厦"提交報告。他們最先考慮的是選址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因為據說在泰晤士河岸邊建議會大厦對健康有害。在這個問題上,委員會內部出現了分歧。約瑟夫‧休姆(Joseph Hume)認為把議會大厦搬遷到一個更為開放的場所,如馬爾伯勒宮(Marlborough House)或聖‧詹姆士宮(St James’s Palace),或者遷入國家美術館後面的新樓要更好一些。下院議員克斯利先生(Mr Kearsley)認為現在的位置很不便利,應該另擇他處。然而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爭論說,潮汐導致空氣的流動有益健康,主張應該"保留這块地方,因為它和我們最輝煌的歷史息息相關"。他還反駁了議會大厦離議員住所太遠的反對意見,並認為這反而是一個優勢,"因為這能保證他們得到鍛煉,另外,如果他們就住在附近的話,很可能達不到議會要求出席的中數"。

休姆擁護這座新建築並支持公開競標的想法。在給皮爾的信中,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愛德華‧卡斯特爵士(Sir Edward Cust)推薦採取有限的競標,由"對建築感興趣且不收報酬的紳士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裁決。盡管皮爾首相不贊同公開競標,但是當時他領導的少數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權力把他的意志強加進去,一場全國性競標還是適時地被組織了起來。當時的一位建築師查爾斯‧福勒表示,競標的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在文明世界中的藝術等級"。

1835年6月3日,負責重建兩院的委員會宣佈了一項關於此次競標的聯合政策。任何提交新議會大厦設計的人需要遵守以下條件:哥特式或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樣式為指定建築風格;提交的草圖比例大小應為20英尺比1英寸(因為這個比例恰好是史邁克設計圖所用的比例);不允許將草圖著色或用透視畫法;在四個月內完成。盡管人們期望下院的會議廳保留坐席相對的形式,但是委員會並沒有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也沒有提出預算方面的要求。

由於擔心同行之間相互嫉妒,政府選擇了雇用皇家委員會的成員而不是建築師來對97幅參賽作品進行評判。當時負責提名評審委員的部長鄞肯勛爵(Lord Duncan)驚訝地發現被提名的委員中有一些人拒絕參加評判,其中包括曾任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第一任主席的德‧格雷勛爵(Lord De Grey),他當時正在參與瑞斯特公園(Wrest Park)的重建工作。而最終的決定權在議會手裡。

1836年2月底,評審委員會宣佈了評選的結果,一等獎頒發給了查爾斯‧巴里,二等獎給了謝斯勒‧布克勒(Chessler Buckler),三等獎給了大衛‧漢密爾頓(David Hamiliton),四等獎給了威廉‧萊爾頓(William Railton)。憤憤不平的落選者對整個競標的過程大加批評:首先,四個月就提交設計圖,時間過於短促(佛朗西斯‧古德溫甚至在此過程中去世,有報導稱他是為了趕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交設計圖而被壓力和疲憊擊垮);其次,嚴格限制設計風格只能是哥特式或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樣式。盡管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樣式在19世紀晚期非常流行,但是提交的設計圖中很少使用,查爾斯‧巴里把它稱為"處在衰落期的兩種風格雜糅的不協調混合物,這樣的建築風格完全不具備一座宏偉的國家大厦的特徵"。《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把獲獎的參賽作品描述成"貼上了哥特式裝飾的希臘式設計"。事實上巴里的獨創性設計在形式上是古典主義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他的合作者奧古斯塔‧普金,後者豐富的中世紀哥特式建築方面的專業知識被運用到他們的設計中,賦予威斯敏斯特建築原初的氣質。普金是技藝精湛的制圖家,他為其中的兩幅參賽作品做了設計:蘇格蘭建築師詹姆斯‧吉勒斯帕‧格雷厄姆(James Gillespie Graham)的新潮設計以及最終獲勝的作品。但是普金似乎對巴里在競標中取得的勝利無動於終,甚至在他的日記裡都沒有記載。

1836年4月,參賽作品在國家美術館展出,但巴里的獲獎作品例外,直到5月份才公之於眾,因為他的設計圖被留來為議會所用。由於對建築師參觀展館的限制,來自建築界的對競標過程的批評更加激烈了。然而,公眾卻支持巴里的作品。對巴里的困難處境深有同感的皮爾‧羅伯特說,他"下定決心-不再擔任此類評委,相對於參加競的其他人的能力來說,人們總是偏愛某一個人的......但是......他寧願身為評委而不是一個成功的競爭者,來被各種譴責謾罵包圍,就像巴里先生遭受的各種攻擊一樣。如果在競標中獲勝的結果是受到一系列攻擊如同那位紳士所蒙受的攻擊一樣,他-皮爾‧羅伯特-將寧願獨處和被遺忘。"

皮爾曾質問預算方面的不確定,對此財政大臣證實說,"在那些決議中包含的各種費用都不受限制......委員們除了考慮擺在他們面前的參賽作品的美觀和實用之外,別的都不用考慮"。休姆覺得議院在競標的過程中犯了嚴重的錯誤,尤其是查爾斯‧巴里在委員們作出決定之前就已經把他的設計圖公之於眾了。然而,皮爾反對休姆提出重新展開競爭的建議。即使作為競標的反對者,皮爾也是巴里最有力的支持者,然而休姆仍保留著他對巴里最為持久的批判。

巴里40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功成名就的建築師了,他成功建造了多座文藝復興式和哥特式的建築,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833年在伯明翰重建的愛德華六世時期哥特式風格的文法學校,普金為它制作了127幅設計圖。與巴里的期望相反,建造新威斯敏斯特宮沒有給他帶來業務量的增長。1849年,巴里說出了令人驚異的事實:"我被迫放棄了三分之二還多的獲利業務,據我所知,我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被剝奪了被雇用的權利,因為人們認為我參加其他任何工作都超出了我的權限。"

1836年4月,巴里就委員會提出的預算和工程進度問題做了回答,他估計這座建築要花六年的時間才能建成,但是1842年的時候他仍然在打地基。事實證明,在政府繼續其工作的時候建造議會大厦是一項很艱鉅也很費時間的工程。議會委員們在是否選擇石頭為原料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工程一再延期,部分歸因於議會,他們迫使巴里在他的設計圖上做了好幾處修改,還導致泥瓦匠罷了一次工。另外,也要歸因於巴里的完美主義天性,他力爭建造一幅完美的立視圖,它的頂上主要是三座塔樓:國王塔(King’s Tower,當時叫做維多利亞塔),鐘樓(the Clock Tower)和威斯敏斯特大廳。這也意味著此項工程將耗盡他的餘生。

普金也為這項工程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因為沒有任何助手,他親自制作了很多設計圖。提交了設計圖在競爭中獲得成功後,普金為巴里制作了效果圖,然後便停止了和這項工程的聯系,直到1844年巴里請求他在哥特式建築設計細節和內部裝飾上給予幫助。這座新議會大厦的真正設計者究竟是普金還是巴里,這個問題即使是在他們合作過程中,人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兩個人的兒子繼續著這一爭論。普金在1867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問道,"誰才是議會大厦的建築師?"言下之意是,"我的父親應分享這一榮譽而不是全歸功於一人,迄今為止這個人被看作議會大厦唯一的設計者,而這主要是我父親首先創造的"。阿爾佛雷德‧巴里(Alfred Barry)在他的小冊子中反擊道:"每一位建築師在完成一項規模很大的工程的時候,必須有助手在細節方面給予必要的幫助。"巴里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建築師。盡管普金在裝飾方面具有最強的影響力,但是巴里掌控著整個建造。1840年4月27日的議會建築奠基,最終於1850年開放。整個建築是在巴里去世10年之後,也就是1870年才最終建成。

議事廳的座位太少而不能同時容納所有議員並不是巴里的錯。他被要求為658名議員僅提供428個座位。更大的麻煩是議事廳的聲音傳播效果很差,在當時幾乎不可能進行辯論。於是一個新天花板被吊起,但是在做了這個改動之後,巴里"不再認為這個建築是他的作品",按照他兒子的說法,"如果沒有必要,他不再提起、也不會進入議會大厦"。

這項工程於1870年完工的時候,復興於1835年的以垂直為特點的哥特式風格已經適合人們的高雅品味了,新宮殿在一段時間裡備受譴責,大家認為其樣式很滑稽。在建成18年之後,議會大厦被認為是如此不完整以致於政府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討論究竟應該對此做些什麼。查爾斯‧巴里的兒子愛德華‧巴里(Edward Barry)提出應建一座新的大厦。

事實上,議會下院在二戰空襲中被炮彈擊毀之前,沒有任何改動。在重建的問題上,有些議員提出要在毀壞的哥特式外売裡面進行現代化裝飾。但是他們都比不上溫斯頓‧邱吉爾的雄辯:"我們塑造了建築,而建築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他對議會說道,"我們學會了不要盲目改變其外在結構,因為它們使得這個議會組織如此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在英倫小島上制止了獨裁的滋生並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消滅那些來自外部的獨裁侵略者。"

邱吉爾概括了議會下院最為重要的兩大特徵:"長方形的會議廳更適合政黨體制。對個人來說,所謂"左"、"右"立場很容易改變,但是穿過發言席的行為則需要慎重的考慮......其次,它的會議廳不用大到同時容納所有議員......否則十分之九的討論將在擁擠而急迫的氛圍中進行。"

議會接受了邱吉爾的建議,秉承巴里的精神和普金為議會大厦做的設計進行重建,賈爾斯‧吉爾伯特‧斯科特(Sir Giles Gilbert Scott)被選為重建議會下院的建築師。在特別委員會的報告中,斯科特概述了他的想法:"鑒於現有情況下現代主義建築並不適合議會下院的重建,而且議事廳只是現存大型建築的一部分,我們堅持認為採用的樣式應該與存留下來的結構在風格上一致。

斯科特承諾修正舊議事廳"無生氣的"哥特式細節,"最後不僅保持了哥特式風格,更達到了完全不同的實際效果"。1950年開放的議院保留了巴里和普金的內部風格,但超越了表面上的相似.斯科特的設計在裝飾物的選用上有更多限制,牆壁只用了原色橡木板。

Deyan Sudjic, Hellen Jones著,《建築與民主》("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李白雲、任永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pp.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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